1973年深秋，江苏太仓浏河镇，田里的稻子刚割完。一个穿旗袍的老太太站在一条被填平的地埂上，手里攥着张纸，上面画着几道歪歪扭扭的记号。她拦住过路的人问，这里从前是不是有一片坟。对方摇头，说早就改成水田了。她把纸折好，站在原地，风把她鬓角的白发吹起来。 老太太叫吴健雄，六十一岁。这个名字在物理学界很响，在浏河却没几个人听过。她离开这个镇子，已经三十七年。 1912年，她出生在浏河一户读书人家。父亲吴仲裔见过外面的世面，不肯信“女孩子不必读书”那一套，1913年拿出钱来办明德女子职校，把镇上的姑娘一个个劝进课堂。吴健雄是头一批学生，坐在最前排。 校舍是几间旧屋改的，黑板擦得发白，念书声从窗子里飘出来。父亲常年在学校里修桌椅、管账，遇到交不起学费的，就自己垫上。校园里有一棵紫薇，是他亲手栽的。夏天开花，一簇一簇压在枝头，吴健雄搬个小凳坐在树底下看书，一看就是半天。 家里人叫她薇薇，这个小名跟了她一辈子。父亲还自己攒过一台收音机，零件摊满一桌，让她拆了装、装了拆。铜线、线圈、喇叭，她摸得比针线还熟。后来她常说，自己对机器的兴趣，就是从那张桌子开始的。 明德的女生不多，年龄参差，有人裹过脚，有人抱着孩子来听课。父亲不收束脩的也有，账本上记一笔，年底自己勾掉。镇上有人背后议论，说他把钱往水里扔，他听见了也不辩，照旧每天去学校开门。 中学读完，她考进中央大学物理系。课堂上讲的那些定律，别人背，她要问为什么。毕业之后，她想的还是去美国接着读。 1936年8月，上海码头。二十四岁的她拎着一只箱子上了船。父亲来送，站在岸上，没讲什么大道理，只让她照顾好自己。汽笛拉响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父亲还举着手。 到美国，她进伯克利，跟劳伦斯学原子物理。原本打算读完就回来。1937年夏天，卢沟桥的枪声响了，太平洋上的船班一减再减，一张船票难求。博士读完，人却被战火留在了那边。 1942年，她和袁家骝成了家。两个人都学物理，一个在实验室里熬，一个在雷达项目上忙，日子过得清汤寡水。抗战还没结束，回不去，只能等。 婚后的家安在纽约一套小公寓里，家具是二手的，书堆得比柜子高。袁家骝常年在外面跑，她自己做饭，最常做的是青菜煮面。有客来，端上桌的还是那两样。她做饭不快，切菜整整齐齐，锅铲用完擦干净挂回原处。 1949年，国内换了天地，她收拾过行李。紧接着朝鲜战争开打，中美之间门一关，旅居的华裔学者处境变得说不清。回家的念头只能压着，一压就是二十四年。 这二十四年里，父亲1959年走了，母亲也跟着走了。隔着大洋，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。这件事她后来很少提，提起来只说一句，没尽到做女儿的本分。 1944年3月，纽约。一间对外挂着“替代合金材料实验室”牌子的机构里，多了个穿旗袍的年轻女人。牌子是幌子，里头做的是美国当时压得最紧的核项目，进出要查证件，纸张不许带出门。